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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驚人訊息在上都急速流傳開來：皇帝（大汗）忽必烈將親征阿裡不哥。

這是忽必烈第三次親征了，前二次他都順利地打敗了阿裡不哥，奪取了哈拉和林，現在是第三次親征，想來也不成問題。

但在上都的上層，知情者則心存疑慮，前二次打敗阿裡不哥，都是用漢軍打蒙軍，結果把蒙軍給打得大敗。

現在阿裡不哥也有了漢軍，據說還是南朝天家子弟派到北方來掌管的拔都軍，可能難打。

在轄地實行“新政”，成效頗著，很得中原人心，但不免侵害了慣於肆意征索的貴族們的利益。倒好，認為阿裡不哥的漢軍再有能力，孤軍作戰能有何等作為！

他組織軍事會議，決定調動漢人世侯的真定史天澤、易州張柔、東平嚴實與濟南張宏各一萬兵馬從征，自己親率另外四萬人，合計八萬大軍進攻阿裡不哥。

兵馬未動，糧草先行，大量的糧草物資從中原地域發往北方，道路上物資車輛與人員是絡繹不絕，車轔轔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

有意思的是大隊人馬以漢人居多，忽必烈在轄地實行“新政”，成效頗著，很得中原人心，但不免侵害了慣於肆意征索的貴族們的利益，所以支援他這個蒙古的蒙古人反倒不多。

他不得不仿照金朝的兵製，建立了自己的近衛力量——“武衛軍”，從各路漢軍中選拔了三萬漢人，武官團亦絕大多數是漢將，猶還嫌少。

同時怯薛軍（禦林軍）中也有不少漢人，所以，忽必烈這八萬人，漢人總人數接近六萬，足足占了四分之三。

在臨行前，忽必烈做了一件甚有意義的事情，他建立了“元朝”！

根據漢人謀臣的建議，忽必烈取《易經》“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”之意改國號為大元，著興建大都（北平地區），將來用作冬都，上都則為夏都。

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起，其中名為“大朝蒙古國”、“蒙古大朝國”（或僅稱“大朝國”、“大朝”）等名，忽必烈認為容易混淆，他就建立起帶有漢文化特色的朝代，定名為“元朝”。

詔書一下，伴隨著一輪的封官晉爵和錢財封賞，於是乎，宗王打下的文武官員和小吏皆得其潤，或多或少，人人振奮，個個彈冠相慶，都山呼萬歲，皇帝聖明。

如宗王得銀一萬兩，都元帥五千兩，千夫長一千兩，百夫長三百兩，小官小吏等十兩，一氣花掉了數百萬貫錢。

導致忽必烈轄地裡的百姓苦不堪言，朝廷需要大量的錢財，著落在他們身上，他們竭儘全力，甚至是賣兒鬻女去上交賦稅，要是交不上，達魯花赤（蒙族地方軍政長官）就要把他們全部變賣為奴！

說起來，忽必烈在轄地內沿用了耶律楚材製定的統一的賦稅製度：每二戶出絲一斤以給國家，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。地稅上田每畝3升，中田25升，下田2升，水田每畝五升，商稅三十分而一，鹽價銀一兩四十斤。

說實在話，這個稅率非常輕，如商稅三十分而一，而南宋根據商品的不同，征稅比例為2一3不等，實際抽稅率要高於10，如徽、嚴二州販運木材至臨安，須抽取三分，即30，這種商稅是相當沉重的。

南宋朝稅錢不斷增多，私增稅日益普遍，稅目也日益苛細，商賈們遭到了層層剝削，處境艱難。

明朝後，稅率稍有下降，同時朝廷有反利，即投資地方，民眾得其惠，但商稅比起元朝那邊為多是事實。

本來元朝的賦稅更有吸引力，但問題是，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數量征收田稅，而是按照戶口征收，如果每戶有兩個人，交納的田稅是兩石，如果每戶有兩萬人，交納的田稅還是兩石。

這種征稅方式，必然刺激地主豪強兼併土地，底層人民為了免稅而給地主豪強做奴仆。

所以忽必烈的輕徭薄賦政策，並冇有給底層人民送去福利，反而因為是蒙古皇帝，給他疊加了民族仇恨和階級仇恨的雙重buff。

同時，在執行收稅的工作中，蒙古人橫插一刀，一些漢人不法分子買通他們，與他們沆瀣一氣，獲得了逃稅的權利，他們不交稅，市場守法經營商戶乃至於農戶則要交納大量的賦稅，因此生活窘迫，被變賣為奴，流離失所的人眾多。

更有甚者，為分漢人之權，忽必烈重用阿合馬理財，這位老兄好的不學，學起了南朝的紙幣，先是發行“中統鈔”，再到“至元鈔”（1264年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），因軍需需要，其發行量不斷增加，卻冇有保證金（金屬貨幣），以至於迅速貶值，原本每貫鈔合銅錢六百文足錢，後降為每貫鈔合銅錢二百文錢，每貫鈔甚至買不到一雙草鞋。

朝廷以武力強推至元鈔，送出去紙幣，回收實物和金屬錢幣，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，民間怨聲栽道。

相比之下，南朝孟之祥雖然也發行紙幣，但他有實錢擔保，紙幣一直堅挺。

在至元元年正月，阿合馬上奏說：“太原的百姓熬煮私鹽，越境到處販賣。各地百姓貪圖他們的鹽價錢便宜，爭相購買食用，解州的官鹽因此而賣不出去，每年上繳的鹽稅銀子隻有七千五百兩。請朝廷從今年開始增加太原的鹽稅銀子五千兩，不論和尚、道士、軍士、匠人等各戶、都要分攤繳納鹽稅，民間通用私鹽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方便。

之後，此法向全國推行後，原本不用交納鹽稅的和尚、道士、軍士、匠人等都跑不掉稅收，導致這些原本算是新朝擁躉的民眾亦對元朝嚴重不滿！

這些事情忽必烈知道嗎？

知道！

完全知道！

然而在他要打敗阿裡不哥，坐實蒙古大汗與中原皇帝的位置之前，忽必烈必須得到大量的錢財，以充軍用和獎勵官吏軍人們，老百姓隻能忍受困苦。

如此一來，就在忽必烈出兵北伐之前，他的轄地內已經是民怨沸騰，這些情報，連同他出兵的情報被飛鴿傳書，傳到應天府城郊外鴿場，很快就送到了帝國參謀本部總長王堅的案頭上。

他一目十行地看完後，往交椅上一躺，舒服地噴出一口氣道：“我朝的機會來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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